对那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、牧民，我总是尽量安排他们上车，免去他们在外住店吃饭的开销。其实，后门也是开的，只对插队知青。
那时每日的客流量很大，但车站只有五辆车，为了安全，轿车乘员最高限额35人，卡车40人。每天的车票都相当紧张，但无论怎样，我都设法安排知青上车。我常对司机师傅和随车售票员说：“多谢了，麻烦您帮帮忙。我们这些离家在外地的知青怪可怜的。”对我客气的请求，师傅们从来都开绿灯。
一来二去，我交了许多朋友，天南地北，人缘不错。
我从小就很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。衣服质地不一定好，但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记得在汽车站工作期间，春天上衣习惯穿一件银灰色的中西式立领外套，下身一条蓝色卡叽布长裤，脚上是塑料底的半跟黑色平绒扣襻布鞋。头上常系着一条白色纱巾。走起路来挺胸抬头，很精神。这身穿戴在当时并不富裕的旗镇上算是够惹眼儿的。我到车站工作后不久，身边就有了不少追求者。大学毕业生，现役军人，知青。认识的，不认识的。那时，我想回北京的心一直没死，所以一概不予考虑。但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写到这儿，我实在不忍心再“伤害”他，故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，称他为A。
A也是北京知青。他先于我被调到旗里某厂。
一天，我售完票，刚要伸手关售票口的小门，就看见了一顶狗皮帽，帽子底下一张圆圆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薄厚适度的嘴唇。一位笑容可掬的小伙子。
“您要去哪儿？”我礼貌地问。
“我不买票。”他望着我，不慌不忙地神秘地一笑。“我姓牛。是替别人给你送信来的。”他仍然在笑。一开口便知道他是北京知青。
“送信？谁写给我的信？”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“这没关系。你看完信就知道了。”说着伸进一只有些粗糙的手，把信从小门处递了进来，“我还会再来的。”说完又是神秘地一笑走开了。
他走后，我立刻关好售票口的小门，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。嗬，好几页呢！我没顾上看头，先看落款。上面签着：A。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，既然他特意托人送来，我应该看看再说。他在信中讲，他早就注意到我了。从外表到思想都是他理想中的女性。他已深深地爱上了我。请求我能答应与他交朋友。当时我们男女知青之间也不乏有谈情说爱的。但在70年代初能勇敢地公开自己的追求者并不多。大多是羞羞答答的。读着他的信，心里着实有点儿发慌，脸也发烧，心跳得也快了。说实话，我很欣赏他的直率、勇敢，也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男子汉性格。（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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